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皇帝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内容是寻找他派去罗马多年而杳无音讯的洋钦差。这份谕令呈朱红色，历史上又称“红票”。因正史中没有记载，红票的来历一直成谜。康熙为何会派西洋传教士做钦差？派他们到欧洲去所为何事？
本书以红票作为叙事切入点，抽丝剥茧，围绕清初皇室特别是康熙帝与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北京传教士群体之间的互动，抉出了一段中国与西洋深度接触的往事。
进入中国的西洋传教士，与中国各阶层存在广泛的接触，上至皇帝高官、下至贩夫走卒，他们的交往交织着文化碰撞与私人恩怨，纠缠着国际竞争与内闱宫斗。
作者精读中西文献，细加论证，在诸如清初历狱、中西礼仪之争、雍正禁教等热点问题上均有原创性见解，并对流传已久的“闭关锁国”“朝贡体系”“文明冲突”等历史论调提出了质疑，是一本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具的佳作。
孙立天撰写的本书，乃是讨论耶稣会会士与清代顺治、康熙、雍正及乾隆四朝皇室之间的互动。耶稣会会士自从明末进入中国，为天主教传教，却也同时将西方的思想与技术传入中国。这一段过程，乃是前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与思想交融的过程。对于中国终于从相对孤立的东亚大帝国，牵入了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是一个重大的课题。——许倬云 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
孙氏精读中西文献，分析入微，对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几个大问题都有原创性的见解，确是一本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夏伯嘉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
（本书）阐述的康熙帝以带有私性系统的内务府几次接待教皇使团、俄国使团，以及利用传教士与俄罗斯边界谈判等史事，对于理解清代皇帝皇权行使的某种特点、内廷与外朝行政之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新内容与思路。此外，书稿对史事叙述详实，分析细微深入，文字功夫较好，读来引人入胜。——杜家骥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耶稣会士与康熙和雍正朝中国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中外关系史实例。自明代以后，西方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的进入，留下了很多的一手史料。孙立天在书中充分运用了这些史料，从而将这段中国历史置于一个广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中来予以理解和考察。本书很少有干瘪的历史说教，而是以史书中的事件，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形象来，康雍时代的精神正是借助于这样鲜活的叙事而得以体现。——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这是一部分析出色、材料丰富的专著，书写引人入胜、清晰明了。（它）一方面对耶稣会传教士历史（中国部分）去除欧洲中心主义做出了本质上同时又是有明确的目的性的贡献，另一方面又把这段历史从以前被过度赋予的宏大意义中解放了出来。——Markus Friedrich德国汉堡大学教授
开启了天主教传华史的范式转移……论证回味无穷，孙立天的著作发人深省，研究和布局谋篇都充满智慧。该书推出及时，我建议所有研究清初历史和耶稣会传教史的学者都立即阅读。——Lars PeterLaamann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高级讲师
通过把前现代文化冲突范式剥离出传统的中西二分法，同时置之于满族文化的背景中，作者为人们熟知的史学领域带来了全新的视角。——Ashleigh Ikemoto乔治亚州立大学教授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时期发去欧洲的谕令。拍卖时的名字是《康熙帝寄西洋众人谕》。这件拍品不是康熙亲笔谕旨，而是一份印刷品，宽39厘米，长93厘米，于1716年由康熙内务府以公开信形式印刷出来，命广东官员发放给欧洲来的商船，让他们带回欧洲。这份公开信印刷出来呈朱红色，历史上又称“红票”，英文世界，称为“Red Manifesto”。
武英殿等处监修书官伊都立、王道化、赵昌等，字寄与自西洋来的众人。我等谨遵旨于康熙四十五年已曾差西洋人龙安国、薄贤士，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陆若瑟，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数年，不但没有信来，所以难辨真假。又有乱来之信，因此与鄂罗斯的人又带信去，想是到去了。必竟我等差去人回时，事情都明白之后，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无真凭据，虽有什么书信，总信不得。因此，唯恐书信不通，写此字，兼上西洋字刊刻，用广东巡抚院印，书不封缄，凡来的众西洋人，多发与带去。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文字的内容很直白，就是康熙向欧洲陈述一个事实，说他在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和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派了两组人到西洋去，现在人都没有回来。除了一些各方面不知真假传回来的消息，他派出去的人并没有正式文书寄回。
这是一封印刷品，按理说价值不大。但拍卖前，拍卖行给出的估价是70万到80万元。拍卖行估到这个价位，显然是做过功课的。在拍品介绍的底部，提到红票只在欧美十来所图书馆有馆藏，在中国内地（大陆）与香港、台湾地区尚未发现过该票，在华语地区是第一次出现。
红票受到关注，也是近二十年来的事。长期以来，红票里面提到的“事情明白之后”是什么样的事情，康熙为什么发这张红票到欧洲，都是个谜。因为大清所有官修史书都未提及过这张红票，与之相关的事件也绝对没记录。2011年牛津大学图书馆中国古籍部主管大卫·海里威（David Helliwell）在网上分享了一段他与红票的故事。海里威说，早在1970年代，他就在牛津一座书库中看到过一张红票，当时是卷起来和一个木板绑在一起的。上面只是简单有个库存编号，也就表示前任馆员们都不知道这张红票的历史，不知道应该把它归到哪里去。当时海里威打开看后也没有头绪，又把它原封不动放回了原位。一直到1992年，他去参观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中西印刷文物展的时候，展出的一张红票让他回想起十几年前在牛津书库里见过的那张。展出中，关于红票的简单历史脉络已经被法国国家图书馆馆员整理了出来。海里威回去后，很快就找到了牛津书库中的那张红票。当他再次把卷起来的红票打开，给红票做相应的索引介绍的时候，发现红票背面有很浅的铅笔印记“F. Douce”。海里威说这表示红票是古籍收藏家法朗士·戴希（Francis Douce，1757—1834）捐给牛津的，也就是说这张红票在牛津书库里放了一百多年，一直没人知道其来历背景。海里威把他发现这张红票的经历写出来发到网上，很快收到世界各地发来的消息，告诉他还有哪些地方也藏有红票。经过统计，现在世界各地有18张红票，······
看到红票而不知其来历的不止牛津的馆员，近现代清史大家陈垣先生也不知道红票相关的历史。清朝灭亡以后，很多北京学者都在抢救宫内的各种文物资料。1930年2月，陈垣先生在故宫的懋勤殿，发现了三份康熙手稿。手稿上能看到康熙在文字上的各种亲笔涂改，其中一份就是红票汉字部分的草稿。由于清史中没有记载，当时国内学界也不知道红票的存在，陈垣自然也就无从知道这张草稿背后的故事。草稿上修改后的文字和红票上印刷出来的汉字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草稿上没有标注日期。陈垣为此费力多方考证，通过文字中提到的俄罗斯人等信息断定这份草稿的时间是在康熙五十六年，与实际时间康熙五十五年九月相差无几。不过陈垣知道这封手稿定有其历史价值，在他整理故宫文物的前后数十年中，还发现了其他十二份康熙时期与欧洲相关的手稿，结合当时出版的各种西方教会材料，他已大概看出了事件的脉络，就是康熙与罗马教廷有着长达十五年的往来磋商。
他把发现的十三份原始手稿集结起来，由当时的故宫印刷所影印成了一本小册子，取名为《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发现手稿的懋勤殿在乾清宫旁边，最早是康熙的书房。这些手稿大概在康熙朝后，就一直放在那里。大清历朝史官有没有翻看过不得而知，但是已知的是乾隆年间，在朝廷编订的《皇清职贡图》中，说到罗马教皇一节（原书中称教化王），就已经不知道康熙与罗马教皇曾经互派过使节，有长时间的往来磋商了。
红票本身，印刷精美大气，展开后有约一米长，这大概也是当年欧美藏家们尽管不知道其背后故事，却都纷纷收藏的原因。就红票的内容来说，读过以后都会有疑问：为什么康熙要派人去欧洲，而且还派了两队人去？红票中提到的龙安国、薄贤士、艾若瑟、陆若瑟四位西洋人都是来华的传教士，清代官修史书中并未提及过这四人出使西方，他们到底是以什么身份被康熙派出的？红票中只说四人是被“差”去西洋，是“奉旨往西洋去了”。同时，红票中的拉丁文翻译，写的也是被皇帝派往欧洲，没有给出一个名号。龙安国原名Antonio de Barros，是葡萄牙人；薄贤士原名Antoine de Beauvollier，是法国人。二人去欧洲时选择跨越太平洋，走的是美洲路线，到达巴西后还给欧洲寄过信，但后来二人在从巴西去欧洲的路上遇到风暴，死在了途中。艾若瑟原名Giuseppe Provana，是意大利人；陆若瑟原名José Raimundo de Arxo，是西班牙人。这二人走的是印度洋路线，最后都到达欧洲，还受到了葡萄牙国王的热情接待。陆若瑟到达欧洲不久后就病故了。在红票传到欧洲时，只有艾若瑟还活着。教皇看到红票以后，批准艾若瑟返回中国。可惜艾若瑟在回程的船上去世了。艾若瑟离开中国的时候，还带了一个中国弟子，叫樊守义。他一直跟着艾若瑟在欧洲游历，最后守着艾若瑟的棺材抵达广州。康熙后来派人去广州，买了36亩土地用作墓地，风光厚葬了艾若瑟。当然这段厚葬的历史，清史中也没有记载。艾若瑟的墓早已被毁，现在只有一些大理石墓碑残片，存于广州市博物馆中。好在19世纪后期，艾若瑟的墓地是当时洋人爱去的一个景点，一位行经此处的英国人在游记中详细记录了墓地的情况，还把当时墓碑和墓志铭上的拉丁文和汉文全部抄录了下来。在这份抄录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艾若瑟的墓碑正面，刻出的是“钦差艾公之墓”，也就是说康熙赐给艾若瑟的名头是“钦差”。艾若瑟的墓碑上还有长篇墓志铭，记录下了康熙派内务府人到广州操办墓地的事，同时还比照《汉书·苏武传》，赞美了艾若瑟“钦差大西洋公干”而滞留海外十三载后，不虑“波涛险幻，坚为复命”的美事。盖棺而后论定，这四位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在康熙心中，都是他的“钦差”。
为什么大清皇帝会派洋人做自己的“钦差”出访？这些传教士和康熙是啥关系？他们为什么能得到康熙的信任？这些都是本书要探索的问题。红票的拉丁文下面，还有十六位来自欧洲各国的在京传教士，为康熙发出的红票签名，确认红票内容的真实性。
这些签名的传教士和康熙又是啥关系？康熙和传教士关系紧密并不是什么秘闻，当年传教士在寄回欧洲的信中经常炫耀他们和康熙的关系，以至于有些欧洲人燃起了一丝希望：康熙有没有有几率会成为第二个君士坦丁大帝（罗马第一个接受基督教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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